论唐与奚、契丹的和亲

安史之乱前,唐朝为控制辽西,以便向东控制辽东,向西控制北亚,试图用和亲来抚绥辽西两蕃奚、契丹,但由于两蕃的内讧而归于失败。之后,唐与两蕃陷入了累年相攻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三进”方式方法探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

为了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需要从方式、方法层面进行分析。在深耕教材的基础上，发现2018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在融入习思想时，依据不同内容主要采取了文献参考式、引入说明式、说明原理式、补充创新式、替代更新式等方法。为有效做好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换，针对教材中对习思想融入的不同方式，可以因内容分别或组合选择活动拓展法、课前一语法、习近平话语中心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在转化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转化有法但无定法；在转化的内容和方法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从习思想和教材整体视角审视转化，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思政课的价值引领方面，必须处理好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把转化最终落脚于价值转化，使习思想真正入脑、入心。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内涵

奋斗幸福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最好阐释和最新发展，它赋予了幸福历史的深度、时代的高度和现实的温度，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理论意蕴。对其理论内涵的解读可从四个维度进行，从国内外双重视角分析奋斗幸福观的问题缘起，明确其现实必然性；从当前到长远把握奋斗幸福观的本真旨归，明晰其目标指向性；从个体到群体厘清奋斗幸福观的主体构成，阐明其全员参与性；从理想到现实确定奋斗幸福观的实践指南，剖析其路径协同性。奋斗幸福观深刻阐明了奋斗和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生命力和战斗力，是全体中国人民获得幸福和过上美好生活的观念指引和行动指南，具有厚重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两汉“移”“檄”并题、混称现象探析

"檄"、"移"作为古代两种"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的文体,于两汉时期出现并称、混称现象。此现象的出现既是两汉一统下政治局势稳定及内部政务活动日益频繁的结果,更是二者文体功能不断扩展、丰富,"移"体文特殊文体表现方式的必然结果。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朱子《中庸辑略》芟节石《中庸集解》原本条目考

<中庸辑略>系朱子删定石(敦山)<中庸集解>而成,原本辑录的十先生<中庸>说被芟节多达134条,比例几近30%.经此"再造"的版本异同,固已不同于一般而论的版本文字差异,而宜视作删订者的主观故意行为.本文采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结合整体考察和个案分析,揭示朱子芟节的"义例"及其潜在的诠释意图,并将此置于朱子学术思想的发展环节来试作讨论.     

朱熹在武夷山与道士交游事迹略考

朱熹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思想学术方面与道教都有着紧密联系,而其大半生都在武夷山渡过。武夷山是道教名山,朱熹与道门中人的交游可谓如鱼得水。但就朱熹与白玉蟾是否实有交往的问题而言,结合史料细加推断可知,由于朱熹与白玉蟾的生卒年代相差较远,两者并无实际交往,其事乃是一段以讹传讹的历史误会。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的学术交流与翻译工作

晚清中算家李善兰是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在中算史上,李善兰既是数学家,又是翻译家和教育家,其著述之多、研究之广、成就之高,独步晚清。李善兰与同时代中算家的学术交流对中算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与西方传教士广泛的交流,则开启了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伟大阶段。李善兰的翻译著作较系统地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与观念,其翻译工作中所使用的名词和表述方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李善兰翻译工作涉及学科之多、内容之深,都是别人无从企及的,始于明末的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在李善兰手中达到顶峰。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